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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嗎
2013/4/18 10:58:45   廣州日報   

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,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,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。

 

“從歷史上看,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。那時候,只要有膽識,下海當個體戶的、搞承包的、考大學的、出國留學的,以及后來炒股票的、炒樓的、弄創業板的,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。”顧駿說,“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,不需要資源,有膽子去做就行。”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。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,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,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。
  

他舉例說,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,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,能不能被錄取,在填寫表格的時候,就已經注定了。“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,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”。而唐家嶺那些“蟻族”,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,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。

 

  

 

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?顧駿說:“目前,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,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,需要大量的人力。”但是,社會要發展,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。顧駿有些憂慮:“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,一旦"固化",新人就很難再進入。”
  

社會渠道開放不夠
  

“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、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。在國外,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,收入、權力、聲望,一般都是一致的,三者統一。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,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。干部有權,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,相對較少;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,社會名聲不錯,但權太小,錢太少;老板有錢,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,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:窮得只剩下錢了。”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。
  

“現在呢,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,但是有房有車,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,也要去弄個博士當;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,有人買了車,住上了高級公寓。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,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。”陸學藝分析道,“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,而是公平、公正、合理上做得不夠。渠道開放不夠,比如戶口制度卡著,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,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,即使出來打工,還是個農民工。”
  

他指出: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(如戶籍制度、就業制度、人事制度、社會保障制度等)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,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。
  

他提醒,社會資源在集聚,而后續的改革沒有跟上,戶口、就業、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,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。
  

對于一個社會來說: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,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。流動越活躍、通道越暢通,社會通常越有活力。相反,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、合理、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,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,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,甚至有倒退危險。
  

流動真的減少了嗎?
  

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,陸學藝認為,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。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、經理人員、私營企業主、科技專業人員、辦事人員、個體工商戶、商業服務業人員、產業工人、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。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。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。
  

陸學藝說,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,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,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,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,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。他說,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(民營企業家)。而歷史上,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,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。同時,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,假設其中20%~30%是中產,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。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,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,這不是一筆小數目。
  

然而,對陸學藝的觀點,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。
  

“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,我認為并不合理。我認為,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。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"權力"。離權力越遠的人,就像螺旋轉動一樣,被拋出局外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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